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的《資本論》，是馬克思的一部不朽巨著。在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這部鴻篇巨著的翻譯出版成為許多革命者和進步知識分子的夙愿。從事這部巨著的翻譯出版工作，好像一場接力賽：從1930年陳啟修最初譯本的問世，到2003年最新譯本的出版，《資本論》在我國的翻譯出版經歷了70多年。這個曲折艱辛的接力過程，折射出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翻譯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他們的名字和功績值得銘記。
郭沫若：“如果能為譯《資本論》而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
在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李大釗于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5期上發(fā)表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等文章，系統(tǒng)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歷史地位和《資本論》的主要內容。1919年至1920年期間，李漢俊翻譯出版了德國馬爾西著《馬克斯資本論入門》，這是在中國第一次系統(tǒng)地介紹《資本論》。1922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3號和第6號上發(fā)表了《社會主義批評》和《馬克思學說》兩篇文章，也對《資本論》作了較詳細的介紹。所有這些有關《資本論》的介紹，為后來這部巨著在中國的翻譯奠定了基礎。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抱定了全文翻譯《資本論》的決心。1924年他回國后不久，就在上海制定了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五年計劃”。有人勸他放棄這個想法，理由是這項翻譯工程會耗盡一個人的全部青春和心血，日本的高畠素之就因花費十年時間把《資本論》譯成日文，結果積勞成疾而亡。但是郭沫若力排眾議，他說：“如果能為譯《資本論》而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笨墒�，他的這個宏偉計劃在商務印書館的編審會上卻沒有獲得通過。由于出版社不敢承擔出版《資本論》的風險，郭沫若未能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這使他感到十分遺憾，但這并沒有改變他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熱情和決心。在顛沛流離、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郭沫若陸續(xù)翻譯并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許多著名篇章，如《政治經濟學批判》（1931年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1938年出版)、《藝術的真實》(1947年出版）等，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秋，他還撰寫了《資本論中的王茂蔭》等論文，以確鑿的考證為理解和翻譯《資本論》這部巨著的有關章節(jié)作出了貢獻。
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是中國最早的一個中文譯本
在中國，第一個翻譯出版《資本論》的人是陳啟修。陳啟修早年曾留學日本，在李大釗的影響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書籍，并與李大釗建立了親密的友誼。1918年他回國后，經吳玉章推薦，受蔡元培聘請，到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授。在北大，他與老友李大釗重逢，往來更加密切，1925年春，由朱德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陳啟修在國內無法立足，被迫流亡日本，易名陳豹隱。他以掌握五種外語的優(yōu)勢，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經濟學，并開始根據(jù)德文版并參照日本學者河上肇的日文譯本翻譯《資本論》。1930年3月，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由上海昆侖書店出版，這是我國出版的最早的一個《資本論》中文譯本。陳啟修原計劃分十冊出版，但在當時艱難的條件下只出版了第一分冊。
潘冬舟：接著陳啟修的工作繼續(xù)翻譯《資本論》，后因信仰馬列主義而被害
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曾留學蘇聯(lián)的潘冬舟，見《資本論》出了第一卷第一分冊沒了下文，便決定接著陳啟修的工作繼續(xù)翻譯。他精通六國語言，翻譯速度很快，先后譯出《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為兩冊，即第二分冊和第三分冊，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東亞書局出版。他翻譯的《資本論》，文風樸實流暢。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的出賣，時任張學良秘書的潘冬舟被蔣介石點名抓捕，1935年犧牲于武昌。
對于潘冬舟，張學良曾不勝惋惜地說：“前些天在武漢抓到一個共產黨員叫潘冬舟，這個人通六國語言，很有才華。這樣的人，中國還極少。如果用其所長，一定能為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墒牵鸵驗樗枪伯a黨員，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就非殺不可，甚至連我出面保了幾次，都遭到（蔣介石）拒絕，最后還是被殺害了�！庇纱耍锩叻g《資本論》的努力再次中斷。
侯外廬、王思華：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以“世界名著譯叢”名義出版
繼潘冬舟之后，翻譯《資本論》的接力棒由侯外廬和王思華接過，《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出自他們之手。
早在1924年，年輕的侯外廬就結識了李大釗，經常得到他的關懷和教誨。李大釗多次同這個年輕人談到《資本論》，為中國尚無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而感到遺憾。由于受到李大釗的鼓勵和推動，侯外廬決心要翻譯這部巨著。
1928年，侯外廬在法國開始翻譯《資本論》。邊學邊譯，翻譯過程十分艱辛。到1930年回國前，終于譯完《資本論》第一卷的二十章�；貒�，侯外廬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王思華。王思華是李大釗的同鄉(xiāng)，當時執(zhí)教于中法大學，和侯外廬一樣，也有一段受李大釗啟蒙的經歷。由于有著共同的信仰和對《資本論》比較接近的研究基礎和理解水平，侯外廬、王思華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結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相約合作，從頭翻譯《資本論》。為了讓《資本論》第一卷盡快與讀者見面，他們將這本著作分為上、中、下三冊進行翻譯。他們的合作是緊張而又愉快的。當時，王思華還是單身漢，住在南河沿大街歐美同學會。1932年的整個暑假，侯外廬每天一早起來，就到王思華的宿舍去“上班”。這個暑假，他們的工作效率很高，翻譯速度相當快。同年8月，上冊已經具備出版條件。9月，生活書店以“北京國際學社”名義出版了他們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上冊。又經過3年多的努力，1936年6月，《資本論》第一卷上、中、下三冊的合譯本終于以“世界名著譯叢”名義出版。這一次他們用了筆名，侯外廬署名“玉樞”，王思華署名“右銘”。
為了完成這個譯本，侯外廬前后奮斗苦譯了8年之久。他后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動情地寫道：“翻譯《資本論》，對我來說實在是艱難。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為依據(jù)，找來英文、法文、日文譯本為參考，一個詞一個詞地推敲著前進。若沒有神圣的動力，一個從德文字母學起的人，簡直是無法堅持下來的�！�
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翻譯后，侯外廬同時準備第二、三卷的翻譯工作。他原打算與王思華合譯，但由于各種原因而未能實現(xiàn)。于是，侯外廬開始自己翻譯。在友人的建議下，他先把《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譯出來，但在這期間，他也沒有放下第二卷的翻譯。直至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侯外廬完成了《資本論》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翻譯。他把二三卷的譯稿以及他的很多相關的書籍都集中起來放在箱子里，托人將其帶到延安。遺憾的是，這箱書稿都毀于戰(zhàn)火。只有《資本論》第二卷的十五章譯稿因沒有放在箱子里，才得以保留下來。
需要說明的是，在上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于1934年出版了由吳半農譯、千家駒校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的另一個譯本。但是，這個譯本因印數(shù)太少和當時的動蕩環(huán)境，其影響不大。商務印書館原計劃將《資本論》三卷全部翻譯，但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壓制，這個翻譯出版計劃最終被扼殺了。
郭大力、王亞南：合作翻譯的《資本論》（三卷）是第一個完整的中譯本
郭大力和王亞南合作翻譯《資本論》的歷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傳播史上的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佳話。
1927年，22歲的郭大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yè)后，曾一度在上海中學教書，半年之后，因有向學生進行“赤化宣傳”的嫌疑被解聘。1928年1月，他離開上海來到杭州，選擇了既僻靜、房租又便宜的大佛寺住下來，開始翻譯《資本論》。恰巧王亞南也來到這里，和郭大力一樣，為生活所迫而寄居在大佛寺里，他想在這里寫一部長篇小說。王亞南年長郭大力4歲。追求真理的共同愿望，使這兩個素不相識的熱血青年意氣相投，一見如故，很快成為知己。在郭大力的鼓動下，王亞南決定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郭大力長期合作翻譯《資本論》。共同的理想把他們緊緊地聯(lián)結在一起。馬克思這部科學巨著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就在這青燈古佛旁邊的書桌上開始了。
翻譯《資本論》的過程充滿艱辛和苦難，郭大力和王亞南幾經輾轉，分頭按計劃翻譯《資本論》。他們面臨過反動勢力的壓迫，忍受過貧困和疾病的折磨，遭到過整卷譯稿在日寇炮火中被焚毀的災禍，遇到過翻譯工作中成千上萬的難關。但是，他們經過十年的努力與磨難，終于在1938年完成了這部厚達兩千多頁、近三百萬字的《資本論》三卷翻譯工作，并交付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8年，上海已經被日本侵略者占領。留在上海的進步出版界人士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環(huán)境，在日本侵略勢力的四面包圍中仍堅持出版了大量進步書刊。當時，處于秘密狀態(tài)下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一共只有兩個小房間。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進了出版社負責人鄭易里為他安排的一個小房間。就在這個簡陋的斗室里，郭大力夜以繼日地校訂整理他和王亞南嘔心瀝血翻譯出來的《資本論》譯稿。在日本帝國主義包圍下的租界里，譯者和出版社一共只有十幾個人，大家齊心協(xié)力，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出齊了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資本論》三卷中譯本。1938年8月至9月，《資本論》這部巨著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出現(xiàn)在中國讀者面前。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編譯局對《資本論》進行了多次修訂和重新譯校。1960—1974年，中央編譯局根據(j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重新譯�！顿Y本論》三卷，后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25卷。20世紀90年代，中央編譯局再次對第一版譯文進行認真修訂，于2003年推出《資本論》最新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