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賓《青年馬克思》第3版對“巴黎手稿”文獻學研究的補充
［摘 要］1986年，曾在國際馬克思學界引起巨大波瀾的蘇聯(lián)學者Н.И.拉賓的著作《青年馬克思》出版了第3版。在這一版中，拉賓依據MEGA2中《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巴黎筆記所呈現的最新文本樣態(tài)，對“巴黎手稿”群進行了詳細的考究，對巴黎筆記的寫作階段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關系、《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中的三個收入來源的分析是從哪一個來源開始的、“穆勒評注”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三個筆記本的寫作順序等文獻學問題給予了展開式討論，并在論據上對自己早先在這些問題上得出的結論予以補充和說明，以此回應國際文獻學界的某些質疑。
關鍵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巴黎筆記 “穆勒評注” 拉賓
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巴黎時期”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開始于1843年底，1844年5月到8月達到最緊張的程度。在此期間,馬克思進行了兩種形式的研究：一是對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著作做摘要和評注，二是進行關于經濟學問題和哲學問題廣泛領域的獨立的理論分析。這兩種形式的研究“留存下來的是謎一樣的文稿和筆記”（劉秀萍：《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頁。），前者我們稱之為“巴黎筆記”，后者稱之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F在大家都知道，這兩種形式的研究是交叉進行的。這個觀點第一次明確出現在蘇聯(lián)學者Н.И.拉賓1968年出版的《青年馬克思》（《青年馬克思》1976年出版了第2版，三聯(lián)書店1982年出版了由南京大學外文系俄羅斯語言文學教研室翻譯組翻譯的第2版中譯本，書名譯為《馬克思的青年時代》。）一書中，拉賓在書中還提出了一系列文獻學觀點，大部分被國際馬克思文獻學家所接受，但由他所引發(fā)的國際馬克思學界關于“巴黎手稿”的文獻學討論就此延綿不絕，主要問題包括“巴黎筆記”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關系、“穆勒評注”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三個筆記本的寫作順序、《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Ⅱ到底缺多少頁、“巴黎筆記”到底有多少冊等問題。（參見魯克儉：《走向文本研究的深處：基于MEGA2的馬克思文獻學清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81—410頁。）拉賓曾在《青年馬克思》一書中對前兩個文獻學問題進行了分析，但被國際文獻學界認為考證做得并不夠細致，一些結論值得推敲。1986年，莫斯科政治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拉賓《青年馬克思》的第3版，也是補充版。在第3版中，拉賓根據1981年出版的MEGA2第4部分第2卷發(fā)表的巴黎筆記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自己的考證進行了大量的補充。
一、巴黎筆記的寫作階段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關系
拉賓并沒有參與討論巴黎筆記到底有幾冊的問題（1932年出版的MEGA1第1部分第3卷收錄的巴黎筆記共9冊。1981年出版的MEGA2第4部分第2卷發(fā)表的巴黎筆記收錄了7冊，不包括對羅德戴爾的著作《論公共財富的性質和起源》的摘錄，以及對布阿吉爾貝爾的著作《法國詳情，它的財富減少的原因以及救濟的難易程度》《論谷物的性質、耕作、貿易和利益》等的摘錄。1998年MEGA2第4部分第3卷又重新將巴黎筆記判為9冊。參見魯克儉：《走向文本研究的深處：基于MEGA2的馬克思文獻學清理研究》，第384—385頁。），只是在《青年馬克思》第1、2版中采用了MEGA1的說法，共9冊（[蘇聯(lián)]拉賓：《馬克思的青年時代》，第230頁。）；在第3版中則采用了MEGA2的說法，共7冊。（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6, с.286.）但在《青年馬克思》第3版中，拉賓參與討論了7冊巴黎筆記的寫作順序，以及它們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關系問題。在這里，拉賓依據這些摘錄筆記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被利用的情況，以及馬克思做筆記時的寫作習慣和特點，推測了巴黎筆記的摘錄順序。他把馬克思的摘錄過程分為六個階段。（拉賓是以馬克思在相應的筆記本上開始摘錄的著作的作者名來稱呼巴黎筆記的各個筆記本的。）
第一階段為“勒瓦瑟爾”和“色諾芬”兩個筆記本的開頭。拉賓指出，“對這些作者的著作所摘錄的內容與克羅伊茨納赫筆記問題密切相關，而色諾芬摘錄的末尾反映了馬克思開始向經濟學問題研究的轉向”（ 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289.）。
第二階段是“舒茨”筆記本，其中摘錄了德國經濟學家К.舒茨、Ф.李斯特和 Г.歐西安德爾的著作。拉賓贊同MEGA2第4部分第2卷編者的推測，認為這是馬克思最早摘錄的經濟學筆記之一（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Bd.2., 1981, c.721-722.），因為此時馬克思對所研究材料的批判態(tài)度表現得還比較微弱，他個人的評注幾乎沒有。因此，這些摘錄既沒有被利用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中，也沒有被利用到1845年初撰寫的批判李斯特的文章草稿之中。
第三階段是“薩伊”筆記本和“斯密”筆記本，以及“勒瓦瑟爾”筆記本的第二部分�！八_伊”筆記本摘錄了薩伊和斯卡爾培克的著作。拉賓指出：“馬克思用羅馬數字Ⅰ標注了這個筆記本，可以把它視為巴黎筆記中直接關系到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第一本�！保ě�.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289.）而“斯密”筆記本緊挨著“薩伊”筆記本，整本都是對《國富論》的摘錄和評注，因為寫不下了，馬克思則把結尾部分摘抄在了“勒瓦瑟爾”筆記本上。拉賓把這一階段，即“斯密”筆記本和“薩伊”筆記本看作是馬克思開始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前的直接階段。因為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中，馬克思利用了許多“斯密”筆記本和“薩伊”筆記本的摘錄。
第四階段是“麥克庫洛赫”筆記本，包括對麥克庫洛赫、普雷沃和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著作的摘錄。還包括兩個單頁，一頁是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這一頁放在了“麥克庫洛赫”筆記本普雷沃和特拉西的摘要之間；另一頁是對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最后一章的摘錄，被放到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筆記本Ⅲ上，即批判黑格爾哲學片段的結尾。因此，拉賓指出，“麥克庫洛赫”筆記本的摘錄被用在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上。
第五階段是對李嘉圖和穆勒的著作摘錄，其中包含了馬克思本人對這些著作或關于他們的大量批判性的評注。馬克思沒有用單獨的筆記本撰寫對這兩位經濟學家的摘錄和評注，而是把它們放在了前面提到的某幾個筆記本空白的地方：李嘉圖主要著作的大量摘錄放在了“色諾芬”筆記本中，李嘉圖摘錄之后是穆勒著作摘要的開始，穆勒摘要結束于“麥克庫洛赫”筆記本，緊跟著特拉西摘要。這樣就造成了很難確定馬克思寫作這些摘錄和評注的時間，以及這些摘錄和評注在巴黎筆記中的位置和寫作順序，特別是“穆勒評注”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寫作順序問題，成為文獻學家爭論的焦點問題。在這里，拉賓提出的假設是：李嘉圖和穆勒摘要寫于麥克庫洛赫的摘要等之后，但在完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前，因為在這部手稿中有利用李嘉圖和穆勒摘要的間接證據。此外，拉賓認為，第五階段還包括在“舒茨”筆記本上的李嘉圖著作第2卷的簡要摘要，它放在了歐西安德爾摘要之后，以及沒有實現的對西斯蒙第和邊沁的摘要的打算（在“麥克庫洛赫”筆記本的穆勒著作摘要之后）。
第六階段是“比雷”筆記本，其上摘錄了比雷的《英國和法國工人階級的貧困》。拉賓認為，雖然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上馬克思屢次引用這本書，但這些引文卻沒有在摘錄筆記中出現，因此推測，一開始馬克思就利用了這本書，而在完成手稿后又對它進行了摘錄。
根據上述分析，拉賓在《青年馬克思》第3版中堅持在該書第1、2版中把馬克思從1843年底（或1844年初）到1844年8月的經濟學哲學研究分成兩個主要階段的觀點：（1）初讀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巴黎筆記的第二、三階段，寫作《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個筆記本；（2）巴黎筆記的第四、五階段，寫作1844年手稿的第二、三筆記本。（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298.）他同時指出，巴黎筆記的第三階段，即“薩伊”和“斯密”筆記本才算作是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之前經濟學研究的直接開始；巴黎筆記的頭兩個階段是馬克思從1843年關于哲學歷史問題的研究向關于經濟學哲學問題研究的一個轉向。但巴黎筆記第三階段的摘錄并沒有解決馬克思在筆記本Ⅰ的結尾提出的那些問題，馬克思又研讀了新的一批文獻，記下了巴黎筆記的第四、五階段的摘錄，即“麥克庫洛赫”筆記本，恩格斯《大綱》的摘要，李嘉圖和穆勒著作的摘要等，然后開始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Ⅱ和筆記本Ⅲ。手稿沒有寫完，在巴黎筆記的第六階段，馬克思開始轉向另一個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是在馬克思從巴黎遷居到布魯塞爾以后。
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中的三個收入來源的分析是從“工資”開始的嗎？
現在我們都知道，馬克思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的大多數頁都分成三欄（少數分成兩欄），三欄從左到右分別加標題“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一開始馬克思在這并列的三欄或兩欄下按標題分析和闡述問題，后來就不按標題分欄書寫了。（需要指出的是，關于三個收入來源的三個文本（即三欄中的內容），馬克思并不是寫完一個文本再寫下一個文本，如寫完“工資”整個片段再寫“資本的利潤”等，而是分階段并列寫三個文本的：開始寫一欄后，在某時馬克思中斷了對這個文本的寫作，著手寫另一欄，同樣，中斷后再寫第三欄，然后又回到之前的某一欄繼續(xù)寫作，如此類推。）那么并列的三欄就有并列的三個文本，無論是MEGA1第1部分第3卷編者還是MEGA2第4部分第2卷編者在按邏輯編排（不是按照手稿的本來面目編排）時，都是嚴格按照“從左到右”的順序發(fā)表這些文本：開始是“工資”的片段（左欄），然后是“資本的利潤”（中間欄），最后是“地租”（右欄）。這一順序是怎么來的呢，或者說馬克思為什么要按這個順序寫標題呢？
這正是與馬克思在巴黎筆記中摘錄了斯密的主要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有關。斯密的著作從勞動分工講起，把勞動分工看作國民財富的主要原因。根據勞動分工，斯密把商品的價格也分為三個部分：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即收入的三個來源，把它們作為第1卷的第八至十一章。馬克思曾按斯密書中的順序在巴黎筆記中摘錄了這三章，那么，《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中三欄的標題就是按照這個順序寫的。相應地，一般地說，馬克思寫作這三個文本的順序也應該是相同的，MEGA2的編輯注釋就指出：“有極大的可能能夠接受，敘述應該按照斯密所采納的順序：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保∕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Erste Abteilung, Bd.2., 1982, c.690.）
但是，拉賓卻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馬克思分析闡述的順序真的是從“工資”開始的嗎？拉賓通過研究得出結論：馬克思對收入來源的分析是從“資本的利潤”開始的。這一結論在《青年馬克思》第1、2版中就已經得出（ 參見[蘇聯(lián)]拉賓：《馬克思的青年時代》，第239頁。），但當時拉賓論據不夠，這個結論并未引起其他文獻學家的注意。而在《青年馬克思》第3版中，拉賓對這個結論做了進一步論證。
首先，從巴黎筆記關于斯密《國富論》的摘錄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的內容上看，拉賓指出，在巴黎筆記的摘錄中，馬克思摘錄了《國富論》一書的第1卷第六、七章（《論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和《論商品的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后就中斷了，轉而去摘錄了《國富論》的第2卷《論儲備的性質、積累和使用》的第一、二章，其中主要從斯密關于流動資本的特性開始摘錄，包括流動資本的組成部分，貨幣作為流動資本的特殊部分的作用，紙幣代替了金銀等。（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Bd.2.Berlin, 1981, c.344-346.）對第2卷頭兩章做了簡短的摘錄后，馬克思又重新回去摘錄了第1卷剩下的第八至十一章，即收入的三個來源的三章。拉賓認為，馬克思摘錄的中斷說明，一方面，馬克思為了更深入地理解商品價格的問題必須弄清資本是什么，特別是流動資本是什么，在運轉過程中貨幣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等；另一方面，這證明了“與斯密把工資、利潤和地租簡單地看作是私有制條件下（后繼者也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這樣的觀點）商品價格自然劃分的三個部分不同，馬克思發(fā)現了另外一條研究路徑，即因為資本的特性而研究收入的三個來源”（ 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314.）。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資本的利潤”片段恰恰是從討論資本及其特性和實質開始的，然后才討論了資本的利潤本身。因此，這也能證明，馬克思是從關于資本的文本開始寫作三個收入來源的。（Там же, с.321.）
其次，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中關于三個收入來源的文本本身來看，拉賓提出，“應該注意到這個事實，即關于工資的文本不僅總結了關于工資問題的材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總結了其他收入來源的材料。在關于工資的文本中有近十處馬克思歸納式地利用了其他兩個片段中的經驗素材（同樣，從摘錄筆記中也能找到它們）。那么就能得出結論，關于工資的文本寫于馬克思寫作筆記本Ⅰ的第一階段的總結時期，即接近結束時期。”（Там же, с.321.）根據演繹歸納方法論，拉賓把馬克思寫作筆記本Ⅰ的第一階段劃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在巴黎筆記上摘錄經濟學家的著作積累經驗材料；第二步，寫作筆記本Ⅰ的第一階段關于利潤和地租的文本，對這些材料進行精選和初步分析；第三步，寫作筆記本Ⅰ的第一階段關于工資的文本，總結分析這些材料和補充材料。在這里，拉賓還舉了兩個例子，例一：“國民經濟學家對我們說，一切東西都可用勞動來購買，而資本無非是積累的勞動……懶惰的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產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資本家的利潤甚至兩倍于貨幣利息，而剩余的那一部分，即工人在最好的情況下所掙得的部分就只有這么多：如果他有四個孩子，其中兩個必定要餓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2頁。）拉賓指出，在這段議論中所提到的具體材料，在關于資本的利潤和地租的文本中都能找到。例二：馬克思總結說，“依照概念來說，地租和資本利潤是工資受到的扣除。但是，在現實中，工資是土地和資本讓工人得到的一種扣除，是從勞動產品中讓給工人、讓給勞動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3頁。）。這恰恰說明了工資文本對另兩個文本的總結作用。
最后，從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宗旨和方法論意義來看，拉賓指出，探索馬克思對三個收入來源的分析是從哪一個文本開始的問題，可以改變以往蘇聯(lián)理論界低估巴黎時期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理解水平，甚至可以改變低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理論價值的現象。當時蘇聯(lián)理論界的主流觀點是，巴黎時期,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相當初步的水平，還沒有著手研究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甚至還否定了勞動價值論。例如蘇聯(lián)學者盧森貝就提出，《手稿》時期的馬克思“否定”了國民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他的價值理論形式史是從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到肯定的轉變。（參見[日]望月清司：《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韓立新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頁。）拉賓指出，馬克思對收入來源的分析“是從全部收入來源的某種最重要的關系開始，即從資本所體現的私有制關系開始。馬克思的全部基礎是從對私有制關系、對資本的批判開始的”（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323.）。這說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中心問題不僅僅是對異化勞動的闡發(fā)，而且是對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的必然性進行經濟學和哲學的論證，私有制的實質、產生和發(fā)展的歷史、其消亡的前提以及被新的歷史所有制形態(tài)——共產主義所有制所代替等問題都是這部手稿討論的中心問題。由此，在方法論上，馬克思“完全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然后超出“國民經濟學的水平，嘗試從前面幾乎是用國民經濟學家的原話所作的論述出發(fā)，來回答”人類發(fā)展中的重大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2、124頁。）拉賓認為，按照這個方法論原則，馬克思應該不是從總結性的文本，也就是關于工資的文本開始寫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而是從“用國民經濟學家的原話”所論述的問題開始的。關于利潤和地租的文本就是這樣的，其中關于資本的利潤這個文本是最開始的文本。
三、“穆勒評注”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三個筆記本的寫作順序
在馬克思的巴黎筆記中，馬克思關于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23年法文版）的摘要（即“穆勒評注”）是其中比較特殊和重要的。說它特殊，是因為巴黎筆記的大部分筆記本以摘錄相關經濟學家論著為主，馬克思很少做評注或僅有幾句評注，而在“穆勒評注”中，“馬克思個人的議論又占了相當大的篇幅——整部《穆勒評注》翻譯成中文約3.1萬余字，而馬克思本人的論述近1.3萬字”（聶錦芳編：《“巴黎手稿”再研究——文獻、思想與歷史地位》，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說它重要，是因為馬克思繼研究勞動異化之后，在“穆勒評注”以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的一部分片段中研究了“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5頁。）。這昭示著“穆勒評注”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關系非常緊密，體現了馬克思異化思想的連續(xù)性、漸進性和層次性，甚至體現了馬克思思想的轉折性。而對“穆勒評注”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三個筆記本的寫作順序的不同理解，會直接影響對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和交往異化理論的評價，因此，寫作順序也成為國內外學者考察馬克思巴黎筆記的重要文獻學問題之一。拉賓在《青年馬克思》三個版本中，始終堅持把馬克思在巴黎時期的經濟學哲學研究分成兩個主要階段，推測在完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即完成第一階段的研究后，第二階段的研究過程是：“麥克庫洛赫”筆記本→恩格斯《大綱》的摘要→“李嘉圖摘要”→“穆勒評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Ⅱ、筆記本Ⅲ。在第3版中，他又為這一推測加入了一些新的證據。
第一，針對MEGA2第4部分第2卷編者認為“李嘉圖摘要”是寫于“麥克庫洛赫”筆記本之前，然后才寫“穆勒評注”的假設（MEGA2第4部分第2卷編者認為，“李嘉圖摘要”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Ⅰ之間具有驚人的外表相似性，因為“李嘉圖摘要”被分成三欄，用羅馬數字編號，這是巴黎筆記中其他任何一個筆記本都沒有的形式。因此，MEGA2編者推測的寫作順序是：筆記本Ⅰ→“李嘉圖摘要”→“麥克庫洛赫”筆記本→“穆勒評注”→筆記本Ⅱ、筆記本Ⅲ。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Bd.2., 1981, cс.717—718.），拉賓指出，從內容上看，馬克思對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摘要“在各方面都超越了他從麥克庫洛赫和普雷沃的著作中所做的摘要，其中包含了馬克思在經濟學根本問題上的詳細討論。最初的對李嘉圖及其學派否定性的評價被對李嘉圖思想的深刻和清晰的真誠尊重所代替，而對李嘉圖的批判開始越來越有充分的根據。這樣可以得出結論，李嘉圖的《原理》摘要馬克思不是在麥克庫洛赫和普雷沃的摘要之前做的，而是在它之后做的”（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367.）。緊接著李嘉圖的《原理》之后，馬克思認真研究了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第二，針對MEGA2第1部分第2卷編者認為，“李嘉圖摘要”和“穆勒評注”不僅是寫于“麥克庫洛赫”筆記本等之后，而且是在完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Ⅱ、筆記本Ⅲ之后的假設（MEGA2第1部分第2卷編者的理由之一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直接利用了巴黎筆記中關于麥克庫洛赫的摘要，但不是逐字逐句地利用“李嘉圖摘要”和“穆勒評注”的摘錄。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Erste Abteilung, Bd.2., 1982, cс.696-697.），拉賓指出，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利用過“李嘉圖摘要”。例如，在“李嘉圖摘要”的結尾，馬克思指出：“在國民經濟學中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對李嘉圖從完全人道的錯覺中解放出來的犬儒主義感到驚奇�！保í玀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Bd.2., 1981, c.423.）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的開頭，馬克思概括道：“從斯密經過薩伊到李嘉圖、穆勒等等，國民經濟學的昔尼克主義（即犬儒主義——本文作者注）不僅相對地增長了——因為工業(yè)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這些人面前以更發(fā)達和更充滿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肯定地說，他們總是自覺地在排斥人這方面比他們的先驅者走得更遠，但是，這只是因為他們的科學發(fā)展得更加徹底、更加真實罷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0頁。）
第三，拉賓指出，雖然不是逐字逐句地完全相同，但“穆勒評注”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中有被馬克思直接或間接利用的痕跡。他列舉了三處。
（一）直接利用的證據一。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中直接摘錄了穆勒著作的內容，而這部分內容與“穆勒評注”的“一 論生產”中的摘要幾乎出自相同的頁碼，甚至摘錄了同一段內容。“穆勒評注”中的摘錄內容為：“為了最有利地進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機器力，在多數情況下，必須從事大規(guī)模生產，換句話說，必須大批地生產財富。這種好處是促使大制造業(yè)產生的原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5頁。）《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的“分工”片段中摘錄穆勒的內容為：“‘……為了最有利地進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機器力，在多數情況下，必須進行大規(guī)模操作，換句話說，必須大批地生產財富。這種好處是促使大制造業(yè)產生的原因�！陨鲜悄吕照f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9頁。）
（二）間接利用的證據。在“穆勒評注”的“二 論分配”中，馬克思摘錄了一段穆勒關于如何控制人口，避免大多數家庭陷入貧困的道德箴言：“……利用人民制裁的巨大影響也許有很大的好處。對那些由于自己的不慎行為和由于建立人口很多的家庭而陷于貧困和依賴地位的人不遺余力地給予公開譴責，而對那些由于明智的節(jié)制態(tài)度而保證自己免于貧困和墮落的人給予公開贊揚，這樣做也許就夠了�！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0頁。）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的“私有財產和需要”片段中，馬克思對這段摘要進行了批判：“節(jié)制需要，這個國民經濟學的原則在它的人口論中最鮮明地表現出來。人太多了。甚至連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議公開贊揚那些在兩性關系上表現節(jié)制的人，并公開譴責那些違背這一結婚不生育原則的人……難道這不是禁欲主義的道德、學說嗎？），那么他就會在生育方面實行節(jié)約。人的生產表現為公眾的不幸。”（《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9頁。）
（三）直接利用的證據二。“穆勒評注”的“三 論交換”中有一段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著作和斯密著作的引文組合，被馬克思利用在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的“私有財產和需要”片段中�！澳吕赵u注”中的摘錄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說：‘社會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換…… 它恰好也是這個相互結合的運動�！瘉啴敗に姑苷f：‘社會是一個商業(yè)社會。它的每一個成員都是商人�！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5頁。）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Ⅲ中的摘錄為：“……在進步的狀態(tài)下，‘每個人都靠échanges〈靠交換〉來生活，并成為一種商人，而社會本身，嚴格地說也成為商業(yè)社會。〈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會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換，商業(yè)就是社會的整個本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8頁。）
根據這三處重要證據，拉賓指出，那種“假設在這樣和類似的情況下，馬克思先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直接寫下了相應的摘錄，然后在穆勒著作的摘要中‘利用了’它們就不太自然了”（Н.Л.Лапин,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373.） 。因此，這些證據有力地證明了，“穆勒評注”寫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Ⅱ和筆記本Ⅲ之前，或者只是寫在筆記本Ⅲ之前。
（姚穎：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五研究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