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份1936年12月13日的美國《紐約時報》，在報紙的顯著位置，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蔣介石將軍已失去自由，但中國政局仍為彼所操持，全世界聞訊之余，皆為之震驚�！�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來西安督促“剿共”的蔣介石，囚禁了從南京來的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并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他們?yōu)槭裁窗l(fā)動“兵諫”扣留蔣介石？

直到1991年，被蔣介石囚禁半個多世紀的張學良，在攝像機前說出當年的想法。“我反對內戰(zhàn)，不愿意打內戰(zhàn)，我一向講對外的�！�

1931年9月18日，日軍關東軍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僅用4個月零18天就侵占了整個東三省。張學良和東北軍執(zhí)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沒有抵抗就退入山海關內。1935年，張學良和東北軍被派到西北和十七路軍一起“剿共”。

根據(jù)瓦窯堡會議確定的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中共中央向張學良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主張，雙方結束敵對狀態(tài)。張學良和楊虎城同意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一起形成“三位一體”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

從1936年10月到12月，張學良數(shù)次面見或寫信給蔣介石，反對繼續(xù)“進剿”紅軍，遭到蔣介石拒絕，兩人為此多次發(fā)生爭辯。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迫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將其軍隊全部開赴陜北“剿共”前線，否則就把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調離陜甘，由中央軍接替“剿共”。連續(xù)幾天，張學良、楊虎城反復勸說蔣介石應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容納抗日主張，均遭蔣介石斥責。張學良、楊虎城決心采取非常手段，實行“兵諫”！用武力扣留蔣介石，逼其抗日。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南京政府在如何對待事變問題上出現(xiàn)了兩種主張。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主張討伐，調動軍隊準備進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一派主張和平解決，積極謀劃營救蔣介石的辦法。

中國共產黨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變將要發(fā)生。這是事變發(fā)生當天，張學良化名李毅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請教“高見”的電報譯稿。電報中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計，不顧一切……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lián)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告，并望紅軍全部速集于環(huán)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敵北進。”

中共中央經過緊急磋商后統(tǒng)一了意見，決定從國家民族大義出發(fā)拋卻一黨之利，制定和平解決方針，應張學良邀請，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親赴西安協(xié)助解決一觸即發(fā)的內戰(zhàn)危機。

12月17日至23日，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多次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lián)紅抗日”的承諾。

12月25日，張學良在沒有告知周恩來的情況下，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一到南京立即被蔣介石扣留。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在極其復雜的情況下及時解決了一系列棘手問題，鞏固了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團結，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成果。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從此，十年內戰(zhàn)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xiàn)。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保安遷駐延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國共雙方達成合作協(xié)議。8月25日，中革軍委發(fā)布命令，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隨后，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相繼開赴抗日前線。